唐末杨行密奄有江淮，国号吴，吉其南境也。郡人彭玕素强暴，擅行郡事，以兵属永新刘公景洪，欲挈城附湖南马氏。公阳诺而实不从，玕独携部族奔楚，边陲晏然。公不有其功，退隐山林。南唐既受吴禅，厚礼招聘，亦不应。常曰：「吾免二国交兵，活人多矣，子孙当有隆者」。名其北山曰后隆。生子讳煦，煦之子讳素，是生相国讳沆，字冲之，仁宗天圣八年进士第二人，至和中拜相，累赠曾祖太傅、祖及父皆太师。其居相位，每务进贤。欧阳文忠公在侍从被谗出守，公方提举《唐史》，密奏留寘史局，寻迁翰林学士。今某藏富文忠公与公手书云：「每辱勉以尽瘁镇静，有所植立。其如五十无补，虽强自勉，恐终负教诲。北望恩馆，神爽飞越」。富公书辞如此，公之进荐可知。达贤者宜有后，故其子讳瑾字元忠，孙僩字宽夫，仕皆至待制。三世贵显，历仕五朝，后隆之名滋验矣。初，相国兄弟四人，其季赠金紫光禄大夫讳汪，生知蕲州讳璞，蕲州生知大庾县讳伸。大庾生宜都令讳守柔，字光祖，复以后隆名先茔之新堂，玉山汪端明圣锡、桐乡朱紫薇新仲、广汉张左司敬夫、莆田郑省元叔友、乡人资政胡忠简公及王敷文民瞻、杨待制廷秀而下皆为赋诗。光祖之孙子纯出以示予，惧来者未详知也，故推本末遗之。子纯尝举于乡，进修勤甚，公侯必复，尚其勉旃！嘉泰辛酉八月癸巳。

子羽凶暴残刻，在浚幕中，最为横恣。川陕之人，切齿怨恨，皆欲甘心焉。子羽既知败事必得罪于朝廷，乃先遣其婿梱载顺流而下。及被召命，又携高赀与姬妾先归，傲慢不恭如此。唐本成都富人，方其欲事童贯，大雪中乞怜于贯之门媪，因得见与庭下。贯与杌子坐于其侧，饮以卮酒，若饲奴仆，然唐不耻也。因献浑金佛像一堂，得为成都府路茶马。唐既出贯门下，遂遣二使臣创第于贯之宅前，尽畜珍奇玩好之物，伺贯意旨，即以献纳。贯尝筑一堂，生日落成，唐为制锦绣帛幕地衣，一仿堂之大小，高下曲折，因以为寿而献焉。凡所费悉出官帑。茶马司侵盗之弊，实自唐始。又其狂妄之性，与浚契合，故浚喜之，用为谋议之官，同恶相济，遂致误国。若止落职放罢，恐不足为小人之戒。欲望特赐贬窜施行。以子羽比唐，其罪尤重，陛下不欲诛夷，亦乞流窜海岛，以示国威。

来问唐丈台中事。某丁酉九月二十一夜出谏省，唐自金陵倅以监察御史召，涉两月乃至。至之日内引，一见上，倾吐所欲言者。既而每出愈劲，人交不能堪之。岁晚边声急甚，侍从、两省官请同台谏至都堂白宰执议事，既至，与李成叔枢密议不合，唐退而疏弹之。先是，论列数人，未付出，时郑毅斋参预摄行相事，唐遂并攻之。郑于上前求去，曰：「臣屡尝荐之，既为国家得好台谏，臣责塞矣，宜去」。于是人两贤之。唐既与李争，遂闭閤不出。某缀班三年，所见居要官者多能斟酌事体，择言而发，稍磨岁月，繇此而从官、而执政，鲜不如欲。唐数月耳，此某所甚敬服也。执事须辟命定而后赴招，甚善甚善！

某江东书生也，素无他技能，又去为州县之吏，益碌碌不见齿于流俗。独尝究观载籍以来，天下国家兴亡治乱之变与夫一时君子所以应时合变先后本末之序甚备，思得考质是非，以上下其议论。而山海崎岖之间，王公贵人之所不至，太守、部刺史去朝廷远，尊严亢绝，气息茀然，不复可近。又家素贫，俯仰水菽之养，朝不谋夕，势不得一日释去，以从先生长者游。然考之详则其自信也笃，自信笃则其合于世也益难。此其所以婆娑山林，甘忍穷寂，虽久而不敢悔也。今者乃闻天子仁闵涂炭之遗民，而使察院抚谕一方，色仁气温，不间微贱，专为朝廷访求得失，蒐拔人材，以称庙堂急治之意。虽使事有指，而区区过计之忧，窃愿有献于执事。某闻古之为天下国家者，虽其积累之厚薄有逆有顺，有短有长，而其意指规模未尝不为子孙万世之计。盖未有俯仰依违，苟度旦夕，曾不为终岁之备而可以为国者。卫文公之封于楚丘，勾践之脱于会稽，荡覆之馀，君臣徒手，扫地赤立。惟其大计已定，故上下相与坚忍卑辱，痛自抑损而不敢少变焉，是以皆能有所成就而垂裕后世。苟惟不然，譬如千金之家，不知坚据田园庐室之便以滋其材力，而强雠暴客并起而乘之，则又舍而之他，是虽有陶朱、猗顿之财，亦终以穷困而莫知所税。今君臣相与经营中兴之业，其槩未可以一二数也。然独不知今日之意，但欲襟凭江汉、控引荆吴以保东南而已乎？抑当克复神州，泛扫陵阙，据中原而抚三河也？某闻之，不取关中，中原不可复也；不取荆淮，东南不可保也。夫三秦之固，势擅天下，自古得之以兴者不可悉数，而唐最近，请言唐事。天宝之末，安禄山举幽陵之师以践河南，唐既亡矣。肃宗治兵朔方，指麾诸将，席卷两京，遂定三河。朱泚之逆，唐又亡矣。德宗驻兵汉中，引荆吴之征赋，卒灭泚而复京师。广明之乱，唐又亡矣。僖宗西幸成都，方镇倡义之师歃血争先，而大盗竟平。夫惟汉中之胜，背负巴蜀，左控关陇，西连氐羌，兵劲用饶，形利势便，进可以据上流之阻，退可以待四方之变，故唐更三亡，不失旧物。窃闻今张宣抚陕西之师数以捷告，若以六师之重通道荆襄，循汉、沔以赴兴元，结连拓跋，控引五路，因宣抚之师，东向以收中原，一年而定关陕，二年而复大梁，不四五年而天下定矣。正使逆虏之馀息犹可以陆梁，彼忧吾之议其后也，其能深入为东南之患乎？若夫出于下策，而但欲保有东南，此虽圣君贤相之所不为，而亦不可以无说。夫长江之阻，西距西陵，东至京口，仅二千里，聚兵而守，则可挠之地多而其隙易乘；缘津而列兵，则力有所不足。故孙权之保建业，东攻新城，西攻襄汉以抗曹公。而永嘉之后，下及梁陈，用武之盛者至以江汉之舟舻西入河渭。盖东攻新城、西攻襄汉者，所以保建业，而必争中原者，亦仅足以守东南而已。今不进次建康，治兵训武，北争荆淮，收遗民于煨烬锋镝之馀，与之戮力以图兴复，而但蹙处一方，费日月于道涂，退既无所据，进又不能有尺寸之利，未知漂漂者竟何如邪？虽然以元子刘裕之威，北震关洛，而不能有所立；唐更覆亡，至于再三，而宗社不陨，天下之形势，亦可以观矣。执事将以使事归报两相国，或访所闻，则愿以告焉。

战国之世，齐悯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荀卿曰：「此皆干赏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虽秦之锐士，不足以当威文之节制」。嗟夫！有国家者虽未能去兵，而无古人节制之法，糜烂其民以争社稷一旦之命，是岂仁人之用心也哉。诸葛亮以区区新造之蜀，岁出其师以窥魏之关中，军出之日，天下震动而国人不忧，论者以谓虽威文节制之师无以过。夫以魏兵之强，未能加秦之锐士，而亮终不能少骋以得其志，此又何说哉？唐既一天下，异时控弦之雄凭陵边疆，患苦中国者，偏师深入，亟歛手而就禽。兵威之所加，鞭笞百蛮，莫不如意。中世盗起幽陵，两河横溃，盖有屹然提孤军以当乘势焱疾之锋，无敢犯躐其师徒者。比歛兵而据险，贼虽垂涎以睨京师，逡巡而不敢进。一时之将，盖庶几有得于古人节制之意。皆有遗法，著在方册。诸君其推明荀氏立言之指，考此数公部分教勒之法，有合于古人，而条析其胜负得失之所以然者，为有司索言之。

东汉而后，贤士大夫多由铭诔以传。国朝官至卿监即附史立传，史之体略而直，志铭之义婉而详，以二者参考之，则斯人之寔殆不可掩已。不幸而史或阙遗，志之又有所未尽，则金石之托亦无以行乎悠久，岂非尚论者之所惜哉！前奉常翁公既没之六年，某为其孙女婿，得徵士刘勉之所述公行事状，与故中书舍人吕君本中所撰公志铭，而求公遗文于其孙绍之，盖乱离放失之馀，尚班班也。夫作史者未尝不先询求于当传之家，次及于见闻，故其家之所载宜尤悉，以俟太史氏采择。而孝子慈孙思显扬祖考者，必为之行录，以请幽藏之文。犹以为未也，复大书深刻于外，曰表，曰碣，曰神道碑，而门人学者往往为之歌诗赞咏，以翼而张之，庶乎其先德之流光而不泯，斯亦仁之至义之尽矣。绍之以是见谓曰：「先祖应得神道碑，愿属之子」。寅曰：「公父执也，不敢辞」。乃次序之曰：公讳彦深，字养源，世居建州崇安县之白水。曾祖伯珍不仕，祖元方赠朝奉郎。考仲道，仕至朝奉郎，累赠至特进。恂恂长者，不言人过，师事安定胡瑗先生。归以诸经教授，从之者数百人。守官多建学校，兴水利，前后溉田万馀顷，朋游有贵达者欲援之，辄辞以亲老。生三子，公仲也。初补太庙斋郎，绍圣元年进士第出身，福州侯官主簿，摄闽清令，为濠州钟离令，详定九域志所编修官，秘书丞，礼、金部员外郎，提点淮东、湖南、京西路刑狱，尚书右司员外郎，秘书少监，国子祭酒、秘书监。除集英殿修撰，知济南府，提举南京鸿庆宫。知婺州、亳州，皆未赴。入为太常少卿，复以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则公所历任也。由选调改宣德郎，迁至右中奉大夫，则公所历官也。生于熙宁己未十一月之甲午，终于绍兴辛酉五月之戊申，则公所享之年也。葬于所居里之钟台山，与其妃余氏恭人合葬，则公将没之治命也。初，与乡荐中南宫选，而丁父忧，次榜乃奉廷对。其在侯官，月奉钱十有二千，公以五奉母，以一资女弟。与布衣数人交友论文览胜，后皆知名。闽清故令厚敛谀部使者，公条具以告，且乞闻诸朝省，部使者善之，邑之苛政尽革。令钟离时，崇宁间也，岁大蝗，公请于当路，得米十万斛食饿者，贷之种，明年邻邑田尚芜，而钟离独赖麦以免饥。既满秩，丁内艰，哀毁骨立。服除，不忍去坟垄者几年。大臣荐入书局，更六岁不迁，淡如也。其于古今地理多所是正，而丞中秘，遂为南宫郎。逾年改金部，凡度支用度无成法者，移金部给之，重复无以稽考，公立籍以著移，吏奸遂沮。自外使召为都司，入对论奏谳之弊曰：「伏见淮东十一州军，政和六年七年坐杀人而死者才十有二人，刑几措矣。然计二年之狱，盖一百三十二人，而独此十二人者死，问之有司，则曰：『不死者有情理者也』。自五帝三代至于汉唐，未有杀人不死之法。在律詈人者笞四十，借如以一詈之故，即遭殴杀，是杀人者不死，詈人者顾当死，轻重倒置，莫此为甚。且百有二十人皆大辟也，州郡奏而免之，可谓仁心矣。彼其遭杀者受无辜之虐，而衔不报之冤，反不足恤乎？廷尉天下之平，乃仁于强暴，使寡弱者不保其生，乌在其为平也？以一路二年计之已如此，天下复当几何？所谓好生者将以省刑而召和气也，今舍止杀之具，致被杀者滋多，非所以省刑也。宽杀人之人，使衔冤者益众，非所以召和气也。朝廷徒见夫岁断大辟之少，以为刑将措矣，盍亦并奏案而计之乎？致治犹元气也，刑之禁民为非，犹药疾也，慕措刑之虚名而忘失刑之寔患，是犹慕治古之无札瘥，而但去其药，民知挤于沟壑矣。今之官吏外希雪活之赏，内冀阴德之报，递相驱煽，遂成风俗。一作奏案，无敢异议，胥吏乘之，奸弊万态，文致情理，莫可究诘，谳状径上，不由宪司，其就东市者大抵贫民耳。臣请于谳状列囚之日，必使大理刑部得以检察，庶少革其弊」。从之。退而以民间疾苦论于宰相，且条所宜更张者甚众。又与同僚纲纪省务，追复旧制，于是堂吏失权，而宰相不悦。会公弟为御史中丞，公引嫌自列，即徙为秘书监。公建言：「唐人文章悉藏御府，而本朝不然，宜访求国初至今诸儒论纂可传永久者，并以来上」。从之。宣和元年冬，盗起睦州，东南大震，上言：「两浙自钱氏纳土百四十馀年，无桴鼓之警。今狂夫一啸，从者如云，若非百姓不乐其生，何以致此？夫民有疾苦不得上闻者二十馀年，以言为讳故也。宜取上书邪等名籍焚诸通衢，应太学生上书更不经由长贰，删去大观三年指挥，而下诏求直言，则天下之事毕陈于旒扆之前矣」。又言：「谏官久缺不除者，以朝廷无事，四方无虞，不必论列故也。今羽书狎至，禁旅出征，诸路骚然，调兵馈饷，不可谓无事矣。杭为都会，歙、睦，岩邑也。城郭焚荡，死者莫知其数，不可谓无虞矣。迹其致此，岂无所自哉？宜悉召忠臣义士列于谏垣，使直言日闻，秕政尽去，则海内竦然，知陛下之德如禹汤之心，虽太平可致也。盗何足云乎」？又言：「六路者，朝廷府藏，而淮南处上流。淮南者，六路咽喉，而扬据要害。今乃地最狭，力最弱，非所以为控扼也。乞如熙宁故事，废高邮为县，及取泰州之泰兴、海陵俱隶扬州，则官减冗员，民力顿宽，形势增强，战守有备矣」。且乞亟选忠义名节之士，易沿江守臣之不胜任者，其语之切当者曰：「折冲禦侮，要在得人而已」。明年秋方贼平，公又言：「大军之后，公私虚困，抚绥安集之事，尤当加意。唐既平，庞勋不能深恤其民，遂致乾符之乱，可以为监。今贼魁就擒，而它方相应蜂起者尚多有之，宜曲赦二浙、江东西、福建、淮东南路，不问前过，俾各复其业。令下十日不散者亦未得进兵，具贼首姓名以闻。其所破六州及诸县遗民无几，宜蠲放两税三年，免役一年，权罢和预买，倚閤见欠常平钱。坊渡课利并减半，尽三年止。州县官非治狱，可暂减者减之，曹官可暂并省者省之。茶盐宜暂弛之。非泛抛买年例科率，宜并止之。商人贩牛及五谷农器如六州者，宜蠲其征。比缘军兴，除武臣守郡若尉者，宜还用文吏。其越、台、温、秀、信、建、宣则勤于战守，升与润则大兵所驻，饶、苏、湖、明、常、广德则供亿频烦，皆失耕桑之候，宜与蠲两税一年，免役和预买一次，而蠲放所在官兵之费。宜委发运司速于丰熟州郡置场和籴，专一应副，仍不得苛籴于人户，及用官告、度牒、香药钞准直，乞从朝廷支降见钱，务令寔惠早及百姓」。朝廷既下赦，其间条目，往往有用公所请者。南师凯旋，即议北讨，公见宰相论曰：「匈奴自古抗衡中国，前世能臣服之，未尝不因其乖乱。今辽主犹存，而守燕者自立，此其乖乱之时也？徒以女真内侵，隔绝其间，是以未至争国。为吾之计，莫若驻师境上，养威饬备，俟女真退却，匈奴两主必且交兵，吾勿有所助，彼兵拿不解，人畜耗尽，猛敌时发，势力皆穷，当有款塞称臣者。然后抚而定之，使向风慕义，永为宋藩，则功光祖宗，德垂后裔，可谓万世一时矣。既不渝盟，信结方外，一利也。大河东北，无调发之劳、金革之患，二利也。契丹为吾固圉，女真不得窥边，三利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又况全燕本非吾有，委之以封北狄，吾又从而助之，则备女真有馀力矣。今女真虽半得燕地而不能得其人，则引弓之民燕尚属之，王师出境，能必克乎？未能必克而先自渝盟，兵连易水之上，旷日引久，是使女真为卞庄子也。万一燕已衰弱，屈服于吾，露布告捷，天声赫然，信可夸耀一时矣。女真席破燕之威，长驱而南，是吾代契丹受猛敌也。然则王师克与不克，皆未见其可。且契丹与国也，女真强敌也，今有强敌，压据垣墉之外，己自当之乎，抑使人当之乎？夫拓复土宇，诚曰美事，亦必长虑却顾，保无后虞乃可也。矧女真方张，蚕食无厌，而欲与之为邻，决有近忧，岂惟土宇未可拓复而已乎？以愚见揆之，如二汉故事，使契丹当女真便」。是时庙算已定，不可回也。车驾幸三馆，赐公三品服。未几师表成均，建言：「自三舍法行，学者急于中选，有苟得之心，不复穷经阅史，惟诵程文为楷式，以剽窃对义，以阿谀荅策，气节委靡，寔关盛衰，识者以为深忧。今既罢舍法，宜降诏旨，申敕多士，俾深明经术，博知古今，以养其气节。在外旧无教授处，委知通物色名士，为众所推服者充之」。于是太学士习稍变。蔡氏子任大宗伯，媢公异己，谮之云：「所以劝诱，皆元祐学也」。徙拜秘书监，公笑曰：「彼亦知有元祐学耶」？八月朔日食，太史前一夕以奏，且移省知，而执移者误送著作局，及期百官赴明堂待班，朔，车驾不出，始知日食。公坐是降两官，守济南。复值岁大饥，公发粟平粜，民赖以安。辇运司和籴麦、经制司责民燕山府贷钱，皆奏罢之。帅司捕盗，将过境内，杀平人十二，公痛劾之，诏鞫引伏，而为权倖所沮。宦者李彦奉使至，公待之如旧仪，彦大怒，除公提举南京鸿庆宫。公素爱金陵江山之胜，遂买宅居焉。除守婺，改亳州，尚待次。建炎元年十月召贰奉常，从车驾自睢阳至江都。是岁卜郊，宰相以出城可虞，筑坛城中，公陈三不可，争之，不从。又每陈江都无险固，宜早渡江以定基业，又不纳。二年冬，大谏郑瑴者论公缘李纲相有今命，见纲被黜，怀忿恚，神识如痴，无心职事，每食已乃赴寺，数刻而出。有旨罢免。未两月，女真轻军来袭，而东南亦多故矣。公自是不复当世之念，归老旧山，贫甚，故食祠禄逮于终。其为人忠厚乐易，平居静默，喜怒不形，接人无众寡小大一以庄谨，虽家人不见其惰容。自少至老且病，未尝释书不观，道论古昔，博洽审致，无少舛谬，鉴裁精远，臧否泯然，而胸中是非如白黑也。语甚希简，出必中理，不以己所不能者告人。女兄尝以子属公补官，公经郊祀恩即以名上，而法不许也，或劝公改奏族党者，公泫然曰：「亡姊之意切，姑行吾志焉」。守官四，值旱饥，力举荒政，皇皇然如在己，所活者不可胜计。在济南日，山东多群盗，公所部独无之。每与僚属论事，率以教化为本，勤恤为先，不汲汲于簿书期会。驭吏不严而畏，亦无敢欺侮者。志慕前修，期以所学及物。既稍用，会在位者以市为朝，公冲泊自守，见谓连蹇，然弗屑也。梁师成提举中秘书，凡文士希进者必称门生，宰相且然。公未尝一造其舍，师成数数致愿见之意，公卒不往。或尤其太甚，公正色曰：「三馆在大庆殿旁，乃国家书院也。臣珰虽贵，犹直事老兵耳。吾领袖群英而纳交于彼，不惧辱天子之馆乎」？少监蜀人韩其姓者，方以词采受梁知，犹难于越公而进，乃以日食不奏出公，翌日韩即召试知制诰。公之文质而丽，体制多放古作者，凡十五卷。又有《皇宋昭姓录》十五卷，《忠义列传》二卷，《唐史评》一卷，《钟离子自叙》一卷。公尝宰钟离，故因以为号。其著述之最刻意者莫如《春秋》学，盖纂特进公之遗业，而源流自安定先生以来，成书十二卷，有卓绝之论百馀条。尝有客以荆国王文公图像示公，求为赞者，公笔之曰：「壮长图书癖，老大禅寂痼。枉教黄閤开，竟把苍生误」。虽才二十言，而王氏之平生亦概举矣。惟公学术有本，取舍素定，不必进亦不必退，扁舟短棹，夷犹于横流之世，泛而不溺，既老且穷，所履益固。呜呼！孔子称「尚德君子」，诗歌老成人，子云所谓「不作苟见，不治苟得」，非公其谁？其葬以终之明年十二月丙寅。子揆，文林郎、密州司户曹事，及二女皆先卒，揆自有志。孙男：绍之，右迪功郎、湖州德清主簿。存之，登仕郎。象之，右迪功郎、衢州常山县尉。孙女长适右文林郎、福建茶司干官余祉。次即寅妇。寅既得公言行之详，而属比之如此，又系之以诗曰：

士名一善，其中或偶。言纯行懿，惟学斯有。学亦多门，各趋所安。孰溯其派，而穷其源。元丰作人，迪以新说。元祐之教，祖训是式。浑浑翁公，亶其觉而。何去何从，善则吾师。潜思麟经，多所自得。发于云为，正静温直。以其不竞，因不见庸。以或泥之，德名乃崇。散逸之馀，裒载遂少。于稽厥心，亦既皎皎。白水之原，千古之藏。赉其后人，寔繁且昌。

何以保大，曰兵；何以聚兵，曰财。故国之大政，无先征赋。汉氏三分天下之入，以其一供边。孝武事四夷，调用不足，兴杂算，设诸筦，笼山泽之利，而民始病。唐既兵兴，蕃戎乘弊陷河湟，凡诸侯之师防秋塞上，暨勤王讨伐出本道之境，则食于度支。有司商利，分毫析铢，民之膏泽竭矣。盖戎狄侵略，何代不有，非所以为中夏之安危；然率于军旅期会，应声卒办，奸吏因缘邀功市宠，为上歛怨，生事召乱。故中夏之安危，不在边防，而在闾里也。国家自北方通好，戎酋款服，偃革无事且三十年，而黠羌饱飞，逸于牢圈，驱劫种落，内惊边人，顾其意虑，股掌中尔，乌足以烦灵诛？朝廷思为不可犯之势，守备甚设，内外当财柄者稍复目动矣。时刑部郎中陈君、工部郎中张君转输淮服，当东南之津要，以山海为府藏，而二君有才术方略，贸迁弛敛，资用充富。属王师吊伐，边城委输，惟淮南供具尤赡，而吏民不知有贡也。上多其勤，下诏褒之。某将赴都，道由山阳，刑曹出诏相示，愿纪其故。某伏观诏旨，以其无敛于民，谓之嘉绩，是以知上心之仁远也，其爱民也；二君之体国也，其不害民也。深惟朝廷宽大之意，二君功利之优，足以使贪夫廉，懦夫起，彼邀功市宠，敛怨生事者，宜知愧畏，义可以示天下。故及前世备边大略，著本末云。时康定元年十二月记。

某闻鼠凭社木，莫可灌熏；蔓草难图，当锄芽蘖。恭以主上英明神武，抗志有为，汉祖、唐宗，未足为辈，治效久而不著，天下莫知谓何？静思其所由然，微伤小人之蔽。然上明并日月，去邪不疑，察梁珂之奸而逐梁珂，察龙大渊、曾觌之奸而逐龙大渊、曾觌，睿断英发，仰比天之聪明。然而小人实繁，难退易进，驱之或去，旋复踵来，其始甚微，辨之常晚。近来道听涂说，有武臣王抃者，象胥辈耳，以边事进，其心未易测量，比尝屡使军前，或不出于朝命，自谓天子访以人物，无识知者往往趋之。间见庙堂公行窥伺，持反覆两端之说，干君相谋犹之地，荧惑主听，居之不疑。虽未必尽如所传，不可遂谓言之者妄。此声之出，不为无累于圣德；萌芽不剪，将恐或害于斧柯。在崇宁中，初遣童贯使边，不由宣敕处分，青唐既启，惟乱之阶，视往者之所为，来事当益省矣。某尝学《易》，观《乾》、《坤》、《复》《、剥》、《否》、《泰》之象，知君子小人之进退，其实相为盛衰，消一阴爻，必一阳来于内。惟今患之大者莫如左右小人，一去一生，何损于数！消复之道，惟须君子。国家以心腹寄之二府，二府未有见几之人，就能知其为奸，不过气沮而止；台谏上为天子耳目，其可寘不言乎！及今攻之，尚可为也，它时声焰赫烜，怪以自神，党附成群，交乱四国，虽有拔山之力若五丁，如彼何哉！天下推本其所从来，必将追过，当言责者，触邪指佞，不可以后于他人。某官以道事君，愿赐省纳，图难于易，以幸社稷苍生。尸祝代庖，某不敢逃踰分之责。死罪死罪，惟幸察之！

臣尝闻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治乱之机，相为倚伏。安者危之对，居安而不戒，则危有时而至；治者乱之反，恃治而不修，则乱有时而生。惟安而思危，乃能常安；治而思乱，乃能常治。兹自然之理，圣人之所不忽也。仰惟陛下出承列圣之丕基，适丁阳九之厄运，中原俶扰，黎民涂炭，九年于兹矣。秣马厉兵而士气始振，兴衰拨乱而武志方申。天时既至，人事已极。比者皇威奋张，寇戎远遁，已肇中兴之业，坐收不战之功，天其或者殆将悔祸，使之至于治安乎！兹者銮舆言还，天人和悦，远迩乂宁，所谓安危治乱之机，正不可一日而忘也。臣敢以汉、唐论之。光武时，王室初定，因冯异自长安入朝，诏曰：「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小白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然则光武所以能保帝业，其由冯异之言乎！唐太宗时，高昌既平，魏徵曰：「昔齐小白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者饮，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小白曰：『寡人与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时，公等无得忘叔牙之为人也」。然则太宗所以能保其业，其由魏徵之言乎！夫以后汉初定天下，唐既平高昌，宜若无所忧矣，冯异、魏徵乃引小白、管仲、鲍叔牙之语以为戒，此无他，欲其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故也。冯异愿光武无忘河北之难，太宗自谓不敢忘布衣时。臣亦愿陛下无忘亲征时，臣亦无忘扈从时，则治安可期矣。伏望益轸圣念，载恢远图，知燕安不可怀，则前日跋履之劳不可忘也；知喜乐不可极，则前日宵旰之忧不可忘也。知前日仓卒之警，则凡所谓备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馈饷之艰，则凡所以理财之道其可忘乎？臣今于此，当念扈跸之际，务殚报国之诚，指陈得失，献替可否，庶几君臣上下共享治安之美，如汉光武、唐太宗时，无愧冯异、魏徵之所陈矣。区区狂瞽，不胜至愿。

右，臣闻汉高祖即位之初，所先封者皆故旧亲爱之人。用张良之言，急封雍齿，于是群臣人人有自坚之意。唐太宗即位之初，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有咨怨，房乔以为请，而太宗答曰：「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怨嗟，岂为政之体乎」？臣愚以谓张良之谏有益于高祖，房乔之请无补于太宗。此二君者，一则有听谏之明，一则有察言之公。故当即政之初，不失用人之理。此汉唐既往之善，初政之所当稽也。臣伏闻太常少卿温益除给事中、兼侍读。按益知潭州日，有新州羁管人邹浩道过本州，晚投僧寺，就宿寄食。而益差本州兵马都监遣浩出门，续令走卒数辈逼浩登舟，使之冒风夜渡而去。浩以言事得罪，既经行遣，不知所过州军更缘何事催辱逼逐，使至于此？又分司安置人范纯仁、刘奉世、韩川、吕希纯、吕陶皆在本路，并为益所侵困。当时用事大臣以益为是，而天下公议以益为非。今陛下召还邹浩，厚礼纯仁，而奉世之徒皆已叙复，所以合天下之公是非也。益之所为又已达于圣听，谓宜躬揽之初，正益之罪，而乃擢置侍从，处之经筵，付以封駮之任，非缘端府旧僚，何以致此？臣愿陛下用尧舜大公之法，稽汉唐既往之事，罢益新除，黜之于外，使天下皆知陛下不以故旧之私恩而废天下之公议也。如是，则一除之失，何足以累圣政；而不吝之明，适足以新盛德。臣不胜惓惓爱君之忠，惟陛下加听，幸甚。

某启：得书，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难冒险，以百全取胜，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备，严戒诸将勿轻举动。武人多欲以讨杀取功为事，诚如此而不禁，则一方忧未艾也。窃谓公厚以恩信抚属羌，察其材者，收之为用。今多以钱粟养戍卒，乃适足备属羌为变，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毡也。诚能使属羌为我用，则非特无内患，亦宜赖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杀人致畔，以能抚养收其用，皆公所览见。且王师以仁义为本，岂宜以多杀敛怨耶？喻及青唐既与诸族作怨，后无复合，理固然也。然则近董毡诸族，事定之后，以兵威临之，而宥其罪，使讨贼自赎，随加厚赏，彼亦宜遂为我用，无复与贼合矣。与讨而驱之使坚附贼为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诚能挫董毡，则诸羌自服，安所事讨哉？又闻属羌经讨者，既亡蓄积，又废耕作，后无以自存，安得不屯聚为寇，以梗商旅往来？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类，因以活之，宜有可为。幸留意念恤。边事难遥度，想公自有定计，意所及，尝试言之。春暄，为国自爱。不宣。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馀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沈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茍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罝之人，犹莫不好德，《兔罝》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人士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脩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茍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茍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亦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茍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僇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茍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茍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祀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不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出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茍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茍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识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甚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吏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二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茍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之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二以法束缚之，使不得行其意。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一二之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茍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茍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谓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茍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其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茍容，而风俗荡然，以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馀年。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茍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名，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孟子之言不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茍能，则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患人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应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熟也，顾一有流俗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倖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以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倖之人亦顺说以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倖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倖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不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笔之间，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贞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文贞公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贞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释此一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义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又见《圣宋文选》卷一一，《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六九，《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历代名贤确论》卷一○、四三，《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

使：原无，据龙舒本补。